聂案备忘录 聂树斌改判无罪一周年追记

2017年12月2日，是聂树斌案改判一周年的日子。

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从1994年案发起“全程+全方位”追溯此案，并且特别注意不遗漏任何一个关键人物和细节。

以这样的姿态回望这个注定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印痕的案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备忘”。

诚如一位媒体人所言：聂树斌案，既是一道因司法工作曾经疏失而留下的“疤痕”，也是一座全面依法治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里程碑。

我们在关注这座“里程碑”的时候，一定不能遗忘“疤痕”，因为聂树斌案这道“疤痕”的背后，是一个年轻生命无辜陨落和一个家庭的天空因此而坍塌的悲剧。

正是因此，我们在重温聂树斌案的同时，重温两句话——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

“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沈德咏

文  |  高国辉

来源  |  微信公众号法律与生活杂志

第一季：失踪的女工和骑山地车的“凶手”

1

凶案：玉米地里的被害女工

1994年盛夏，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玉米地。玉米连片成长，像一片绿色森林，被人称之为“青纱帐”。

段月珍家的自留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块不大，只有1亩。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做工，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玉米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虽然一家人的日子不算富裕，但过得平静、踏实。

有一天，段家这份平静的生活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恰在段家的那片玉米地里。

康兰(化名)是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一名绘图员，当年36岁。康兰的家原本在40公里开外的井陉矿区。因为路程太远上班不方便，康兰和丈夫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了一处民房。与很多工友一样，康兰上下班要穿过玉米地中间那条田间小道。

1994年8月8日，周一早上，康兰的同事发现康兰没来上班也没有回家。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便去派出所报了案。这时，有人想到了康兰上下班必经的那片一人多高的玉米林。“当时，玉米(秆子)有一人多高，天气闷热，(大家)怀疑(康兰)是不是在玉米地里出事(了)。”发现康兰失踪第二天，液压件厂一百多名男职工和康兰的家人一起走进工厂后面的那片玉米地展开拉网式查找。天快黑时，几名工友在路西边一条机井旁的草堆里发现了揉成一团的一条裙子和一个内裤。经康家人辨认，裙子和内裤正是康兰的。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第二天一早，一百多名工人再次进入玉米地搜索，铣车工老李也在搜索大军中。接近中午，老李在路东侧的玉米地里搜索时，突然听到前方不远处有人大声喊：“找到了!”老李快速向前走了几步。还没到跟前，她就闻到一股异味。紧接着，她看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一只脚旁边有一只红色的鞋子。尸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工人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有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了玉米地。

经辨认，死者正是失踪四五天的康兰。当时的工厂负责人一眼就看出康兰是被人性侵致死：“因为当时(她)身上没有衣服，衣服都(被)脱光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玉米地里的尸体，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从那以后，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案发现场时，她都是一溜儿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康兰的尸体被发现后，警方立即进入现场并展开调查。一个多月后，工人们从报纸上获悉，案件已经告破，犯罪嫌疑人叫聂树斌，石家庄市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当年20岁，他承认自己强奸并杀害了康兰。

2

侦破：两篇通讯里的“凶手”

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村中央有一棵五百多年的大槐树。聂树斌的家就在大槐树西南几十米处。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说，聂树斌在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年，她让聂树斌把家里一只生病的母鸡杀了，聂树斌不敢杀。后来，她把那只鸡卖给小贩了。她不相信连杀鸡都不敢的儿子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聂树斌生于1974年11月6日。他天生口吃，越是紧张的时候口吃越严重。这种缺陷加重了他的自卑感。1992年，聂树斌初中毕业后去了与石家庄市毗邻的鹿泉市职业技术学校校办工厂，做了一名钳工。聂树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聂母说没有见到他与哪位同学或工友来往密切。

1994年9月23日，周五，聂树斌整夜未归。这个情况很反常，聂家人在忐忑不安中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来到聂家说，聂树斌因有作案嫌疑，昨天被他们抓获了。警察没有向张焕枝透露更多的信息，只是拿出一张照片，问照片上的女式上衣是不是她家的。张焕枝看了一眼后摇了摇头。

三四天后，几名警察再次登门。在聂家东侧那间屋子的里间，警察搜查了聂树斌的卧室，掀开被褥上上下下抖了一番，在抽屉中发现了一个日记本。警察征求张焕枝的意见可不可以拿走，张焕枝没有拒绝。平时，聂树斌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本中到底写的什么，聂树斌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此后，办案机关始终没有归还这个日记本。

又过了几天，警察第三次来到聂家，简单询问了家庭情况后就离开了。聂树斌的父母仍不清楚聂树斌到底犯了什么事，心想警察调查完情况儿子很快就能回来了。所以十多天后，聂家如期举行了大女儿聂淑惠和女婿张聚军的结婚典礼。

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或者城镇，送彩礼是婚嫁前必不可少的一种习俗。张聚军给聂家的彩礼中有一辆送给聂树斌的蓝色山地自行车。可聂家人谁都没有想到，因为这辆蓝色山地自行车，聂树斌进入警察的视线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警察追查了多日的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1994年，除了玉米地周边的群众和石家庄液压件厂的职工，康兰遇害案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也鲜有人知晓聂树斌的名字。与此有关的两篇报道静静地躺在石家庄图书馆的报刊收藏室里，直到十年后被媒体记者翻了出来。一篇是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刊登在第二版的《青纱帐迷案》，记录了从案发到聂树斌落网认罪的经过;另一篇是1994年11月30日发表在河北省《社会治安报》上的《青纱帐静悄悄》。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焦辉广曾是侦办此案的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来调到了桥东公安分局某刑警中队。

《青纱帐静悄悄》中第五段详细描述了抓获聂树斌的经过——

9月23日下午6点20分，侦查员在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这个“久违”了的骑车人，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一把拽下自行车。“我们是公安局的!”闻听此言，那家伙噗通一声跪在地上。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聂树斌。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两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据焦辉广描写——

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排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1994年9月8日，侦查员在市电化厂宿舍区调查时，从一位退休人员处得知，入夏以来，在该宿舍区周围，常有一个20来岁左右的男青年来转悠，鬼鬼祟祟的，总是在发现有女同志上公共厕所时便跟过去，“这家伙骑一辆蓝色山地车，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专案组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骑山地车的家伙嫌疑很大”。

这两篇文章不仅生动、细致地披露了聂树斌的“罪行”，而且将他称为“凶残的犯罪分子”;而那时，一审法院尚未对聂树斌宣判定罪。被抓获后的聂树斌却显得并不那么配合警方的调查，文章这样描写——

“他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于是，“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8月5日下午，他游荡中从张营村偷走一件半袖衬衣，行至新华路检查站附近时发现康老汉的女儿骑车驶入田间小路，便尾追上前将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强奸，又用衬衣将其勒死。一个多月之后，他又出来蓄谋强奸作案，没想到刚露面就落入了法网”。

由此，聂树斌一步一步走向死忘。

“攻心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侦查手段。”张焕枝一脸疑惑。她尤其好奇“一个星期的突审”对儿子意味着什么。

3

怀疑：“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

2005年3月，张焕枝到河北省功成律师事务所请的首任律师李树亭说，在还没有见到聂树斌案卷宗的情况下，依据警方通讯员写的那两篇报道，他认为，警方只是根据群众的反映，怀疑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经常尾随女同志上厕所的人有杀人嫌疑，然后按图索骥，抓获了也是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并认定他就是杀害康兰的嫌疑人。如果这篇报道写的是事实的话，当年的办案人员就存在着有罪推定的嫌疑。

李树亭生于1964年，拥有中文和法律双学位，于1999年获得律师执照。虽身为律师，但李树亭的文学梦未泯，他常常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一些杂文和诗歌。2005年，李树亭还是个“半路出家”不久的律师。之前，他是省城一家报社的记者。一次对当事人艰难的采访，让他产生了改行做律师的念头，“用法律帮助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 他是聂树斌平反案中聂家聘请的第一任律师，也是最后一任律师。

1994年10月初的一天，几名警察找到张焕枝的老伴儿聂学生所在的石家庄联碱厂，让他在一份逮捕书上签字。至此，聂家人才第一次知道了聂树斌被抓的原因——强奸杀人。少言寡语的聂学生拍着桌子向警察喊道：“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他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

聂学生不相信儿子杀了人，有四个理由：第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理由，是儿子的性格像他，胆小怕事，忍气吞声，从没跟人打过架，即使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也不敢跟家人说;第二个理由，聂树斌有严重的口吃，一紧张就说不好话，想骂人也骂不出来;第三个理由，他听说受害人36岁，儿子还不满20岁，年龄相差悬殊，他不相信儿子会去性侵并杀害这样一名大龄妇女;第四个理由，受害人是一名壮年妇女，还会点儿武术，平时早上还会自己在家练练腿脚，而他儿子身材并不魁梧，他不相信儿子能轻易制服受害人并将她拖进玉米地去实施强奸杀人行为。

聂学生是一路哭着回家的……回到家看见老伴儿张焕枝，他说：“我告诉你一个事，你支撑住，我今天在逮捕证上签字了，上面说(聂树斌)是强奸杀人。” 当时，张焕枝正在切菜做饭，她一听就懵了，菜刀差点儿切在自己手上。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和老伴儿便轮流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想看看儿子，二是想打听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但每次去，他们都被堵在了大门口，连门都进不去。

儿子竟然涉嫌这么严重的罪名，家人想见又不能见，在旁人的指引下，张焕枝夫妇才知道可以为儿子请个律师。通过聂学生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了在法律服务社工作的张景和律师。“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道，“那时候，2000就挺多了。”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不到半小时。18年后，张焕枝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他已经在看守所里见过了聂树斌。对玉米地里的命案，前五天聂树斌都不认，第六天他却突然改了说法。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聂树斌没有回答。他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予以否认。他说自己一共与聂树斌会见过三次，但对方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所以，他在法庭的辩护意见是围绕着聂树斌是首次犯罪，且认罪态度好，希望能减轻处罚。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树斌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4

后悔：忘了问孩子到底有没有杀人

1995年3月3日一大早，张焕枝骑着她特有的出行工具—— 一辆脚蹬三轮车从孔寨村到石家庄市区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几天前，她从律师张景和那里得到消息，儿子的案子在这一天要开庭。自从儿子被警察抓走后，她已经有5个多月没见到儿子了。但当张焕枝赶到法院，却被告知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她不能参加旁听。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官、检察官、受害人康兰的父亲以及自家聘请的律师张景和走进了法庭。开庭的时候，张焕枝一直在法院大门外的马路边坐着。一个多小时后，她看见法官和律师陆续出来，她连忙向法庭跑去。

“法官姓康，我求他让我看孩子一眼。”张焕枝曾哭着向法官哀求。十多年以后，张焕枝清晰地记得法官的姓氏。康法官同意了，并带她去了二楼的法庭。她说：“树斌在法庭里的第一排椅子上坐着，两个警察押着他，孩子只是在哇哇地哭。”这个场景，深深地烙在了张焕枝的脑海中。张焕枝从儿子身后的方向走过去，喊了声“树斌”。聂树斌回头看见母亲，立即大哭起来。张焕枝也泣不成声，两个人哭成一团，竟没有说上一句话。法警催促张焕枝快走，便拉起聂树斌离开了。许多年后，张焕枝一直非常后悔当时自己太不冷静，忘了问孩子一句，“你到底有没有杀人?”

12天之后，张焕枝听张景和律师说，儿子一审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强奸和故意杀人，并附带赔偿康兰家人2000元。当时，张焕枝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听见张律师问要不要上诉。张焕枝咬咬牙说了两个字，“上诉”。

同时提起上诉的，还有被害人康兰的家人，他们的理由是案情存有疑点，民事赔偿过低。张焕枝听律师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可以不开庭。所以，二审会不会开庭，什么时候开庭，张焕枝都未知。

1995年4月28日，张焕枝找了三件薄点儿的衣服，让聂学生给儿子送到看守所去。聂学生骑着自行车，一路赶到看守所，结果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前一天聂树斌已经被处决了。

回家那段路，聂学生不知道是怎么骑回去的。进了院子，聂学生放好车子，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张焕枝追过来，着急地询问。聂学生有气无力地说：“咱儿子已经被执行了。”张焕枝一惊，两人便大哭起来……

1995年“五一”节过后，张焕枝骑上她的三轮车赶到法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康法官，问道：“康法官，这一批执行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康法官回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场了。”康法官答道。强压着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儿拉到火化场了?我还要我儿子的骨灰呢!”

康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说：“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声地和康法官理论起来：“我就是要我儿子的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康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此后，张焕枝拿着介绍信去了火化场两次，终于拿回了儿子的骨灰，带回家后将其葬在了村里的一片坟地里。

“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我始终不相信。十年了，我只能默默地接受。”2005年，面对记者采访，张焕枝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表达了内心的想法。

同样让张焕枝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二审是什么时候判决的，他们不知道;二审是什么判决结果，他们也不知道;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前，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给家属一次见面的机会。儿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执行了死刑。此后，她也去有关部门申诉过，但已经根本扭转不了局面，她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个现实，“一个农村妇女，到了哪个地方，大门都进不去”。

聂树斌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1995年4月27日。那一年，他未满21岁。

5

绝望：“没有了儿子，感觉没有太阳了”

接班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很多企业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接班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

“人家都叫他儿子、女儿来接班了，而我的儿子被国家处决了。”每每看到又有同龄人退休后让自己的成年子女接班，聂学生心里就一阵难过。他总想儿子在鹿泉市职业技术学校校办工厂是个临时工。如果没有被执行死刑，也许很快儿子就该接他的班有份正式工作了。如今，聂树斌因为犯罪被国家处决了，这让倔强的聂学生在工友和村民面前抬不起头来。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第二年，即1996年秋，聂学生偷偷地备了一瓶安眠药。藏了一个月之后，他趁张焕枝外出时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虽然被发现及时保住了性命，但他落下了终身残疾和偏瘫，只有借助拐棍才能独立行走，一段不足200米的路程要走上20分钟。

被抢救回来后，聂学生几次欲再轻生。但为了这个家，他最终选择活下去。

相比聂学生的极端，张焕枝则显得理智、坚强。但她的坚强是外表坚强，内心却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儿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儿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1996年年底，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休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元病退金。

张焕枝和女儿为了不再刺激聂学生，从此很少提儿子的事。按照农村风俗，他们烧掉了儿子的生活用品。但张焕枝却偷偷地留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全家人的合影照，那是在儿子被抓走前一年拍的;另一张是聂树斌的单人照，画面中，聂树斌骑着一辆脚蹬三轮车，穿着短裤背心，侧脸看着镜头，显得轻松、愉快。那辆三轮车，就是后来张焕枝出行的交通工具，张焕枝骑着它不知往返石家庄多少趟。

1997年以后，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申诉了。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儿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但她内心明白，“没有了儿子，感觉没有太阳了”。

第二季：一案两凶与艰难申诉

在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荥阳市乔楼镇，有一家砖厂。进入21世纪后，这种小规模的私营砖窑厂在逐渐减少。虽然这家砖厂与聂树斌没有任何牵连，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段往事却让聂树斌从此走入公众的视野。

1

“大王”

2005年春节前，为了应对岁末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的高发，郑州市警方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严打严防工作，如加强对辖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可疑人员的排查。1月中旬，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指导员石国斌获得一条线索，乔楼镇砖厂里一个绰号叫“大王”的河北籍工人形迹可疑。有细心的工友发现，如果有警察或警车路过砖厂，“大王”就钻到庄稼地里;如果是河北牌号的车辆，“大王”跑得更快。

平时，“大王”沉默寡言，不爱跟人接触。工友只知道他是河北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王”也从来没跟人提起过他老家的情况。多年来，他跟妻子和两个孩子就住在砖厂的一处工棚里。警方决定先摸清“大王”的真实身份。

2005年1月17日晚上10时左右，指导员石国斌、所长李建明等三人以检查暂住证为由敲开了“大王”家的门。“大王”年龄40岁左右，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暂住证。派出所民警提出带他回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大王”很配合，穿上衣服就跟着走了。“大王”的妻子也非常镇定，没有显露激烈的排斥情绪。

这名人称“大王”的中年汉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惧怕警察，惧怕河北牌照车辆，他是否有案件在身呢?

在派出所里，“大王”说他是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某村人，真名叫王永军。值班民警立即通过公安户籍系统，按照“大王”自报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进行查询。结果，肥乡县某村并没有符合“大王”条件的人。民警连夜又跟邯郸市肥乡县警方打电话，请求协查。结果是，在肥乡县几十个同名的人员当中，也没有符合“大王”身份的人。此后，“大王”又报了十多个名字和住址，民警一个个核对，但都对不上号。对此，“大王”的解释是离家太久，也记不准家庭住址了。

警方对“大王”的调查持续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未能核实他的真实身份。这更增加了民警对“大王”的怀疑。

“大王”是真的记不起来家庭地址还是故意隐瞒真相呢?派出所民警发现，虽然“大王”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其智力和精神很正常，他应该是有所隐瞒。被“大王”多轮谎言折磨后，索河路派出所决定逐渐升级对他的审讯力度。在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大王”勉力维持的心理防线渐渐地无力支撑了。

2005年1月18日凌晨两点多钟，“大王”终于动摇了。他对派出所所长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杀过人。”所长惊问：“你在哪儿杀过人?”“大王”说：“我在老家杀过一个女的。”

“大王”真名叫王书金，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人。1995年，他在老家强奸杀害了一个女人，从此远离家乡、隐姓埋名，辗转到荥阳市这家砖厂打工。李所长立即安排民警核对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在邯郸市广平县警方上报的在逃人员信息中，确实有一个叫王书金的人。

广平县公安局的在逃人员信息显示，王书金涉嫌在1995年7月强奸杀害本村一名22岁的女孩李某，此后一直失踪。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当年的办案民警郑成月，他已经升任广平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在电话里，郑成月副局长问：“那人左眼角是不是有个疤?”民警看了一眼说：“是。”电话那头的郑成月非常兴奋：“太好了，就是王书金，我们已经抓了他10年了，没想到给你们抓到了。”

2

“诈”审

2005年1月18日凌晨，郑成月等四人赶到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

此时，王书金被关在一个类似铁笼子的设施内。郑成月走到他面前问：“你认识我吗?”王书金答：“不认识。”郑成月说：“我是十里铺的。”十里铺在南寺郎固的北面，与王书金的老家相距不超过3公里。王书金说：“带我回家吧，我想家了。”

郑成月还没有赶到时，王书金已经交代了自己在1995年7月强奸杀害本村22岁女孩李某的经过。但事实上，南寺郎固村另有一名叫张某的妇女已失踪十多年。王书金于1995年逃跑后，广平警方曾经怀疑此案也是王书金所为。

郑成月递给了王书金一支烟，突然问道：“你把冰申(张某丈夫的哥哥)的兄弟媳妇埋到哪个河沟里了?”王书金一蒙，脱口说了一句：“不是河沟里，我把她埋在那个小屋前面的地里了。”河北来的警察心中暗喜。他们把王书金带回广平第二天，就领其回南寺郎固寻找埋尸现场。王书金指了一个地方，警方一锹下去，受害人的衣服就露了出来。

郑成月从王书金身上又“诈”出一起杀人案，看管王书金的索河路派出所民警吃了一惊，说：“这家伙杀过两个人呢!”郑成月说：“恐怕他杀了不止两个，有五六个。”当时，王书金就在现场。被激了一下后，他脱口说了一句：“没，没，就四个。”

索河路派出所民警一听王书金说杀了四个人，不敢轻易放人，便让郑成月一行四人先住在宾馆等一等，他们要把王书金交到荥阳市刑警队再审。再审的结果是，王书金共交代了六起案件，其中四起强奸杀人案、两起强奸案。

王书金交代的六起案件，其中一起就是在石家庄西郊杀害了一个叫康兰的妇女。随后，王书金被河北省广平县警方带回去进一步核查。“我觉得王书金作案杀害康兰的可能性有99%，除非他脑子有问题。”11年来，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一直坚称王书金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杀人案的真凶。

2003年3月，郑成月在办公室掰着指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案件很快会有结果，快了五天，慢了也不过六七天，马上会有彻底的定论。”当初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个彻底的定论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说的六七天。

2007年，不满50岁的郑成月被免去副局长职务。他一直认为，在王书金的问题上，因为他与省里专案组的意见相左，所以被“冷落”。

3

两凶

“这才是真正的新闻。”2005年，《河南商报》总顾问、59岁的马云龙负责报社的采编工作，他这么说。王书金落网后，《河南商报》1月19日发表《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一文，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犯王书金所犯的几起强奸罪罪行，其中包括他主动交代的一起石家庄强奸杀人案。听到最新的消息后，马云龙立即派记者赶赴河北。经过几天的调查采访，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又刊发了一篇名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文章。文章说，聂树斌被处决十年后，又一个疑似真凶出现，聂树斌疑似被错杀。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张焕枝依旧像往常一样做好了她和老伴儿的早饭。女儿女婿在外居住，周末才会过来。这种没有了儿子的冷清日子，转眼间他们已经历了10年。吃过早饭，聂学生拄着那根用作拐杖的木棍，蹒跚着出门了。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晚至少要坚持在村里走上一个小时，走累了，就在村子里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

老伴儿瘫痪了9年，生活很难自理，家里的农活全靠张焕枝一个人忙活。已经60岁出头儿的张焕枝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走路的时候腰板总是挺得很直。这一天，张焕枝收拾好碗筷，准备去家里的菜地里干活儿。就在她拿着工具准备出门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自称报社记者的小伙子。张焕枝满脑子疑惑，记者怎么会造访她这个普通的农妇呢?

记者问了张焕枝一些聂树斌案子的情况。张焕枝很不理解，问记者，儿子的案子尘封10年了，为什么现在又来采访呢?记者没有解答张焕枝的疑问，而是客气地与其道别后离开了。过后，张焕枝也没再多想。可几天后，来张焕枝家的记者络绎不绝，几乎每天都有好几拨记者上门或者打电话。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有40多拨记者来聂家采访，询问的都是聂树斌的案子。

张焕枝开始警觉起来，她反复地问记者：“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了?”最终，有一位记者告诉张焕枝，河南警方抓获的一名嫌疑人供认，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那起案子是他犯下的。张焕枝半信半疑，决定自己去打听一下。“1994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几起强奸杀人案?”在十年前的案发现场，张焕枝逢人就打听，结果所有知情人的回答都是，当年这片农田里只发生过一起命案。

张焕枝突然意识到，如果被河南警方抓获的人说的是实情，就说明当年她的儿子是被错杀了。这也印证了十年来她对儿子不是凶手的质疑。“那时候，把我气炸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面对儿子可能被“冤杀”的现实，虽然张焕枝很气愤，但她依然十分冷静和理智。她表示：“对政府，或者对公检法这一块什么时候也不许瞎胡闹，我准备用法律一步步叫它给我个交代。”

4

申诉

2005年3月1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省功成律师事务所内，律师李树亭突然接到一位中年妇女打给他的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说：“李律师，我有一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李树亭便问：“您具体是什么案子?”对方又说：“是一个天大的案子，你敢接不敢接?”李树亭说：“您先说说是什么天大的案子?”对方又重复上面那句话，这样反复问了十多次，李树亭内心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客气地向这位中年妇女询问。最后，李树亭说：“只要不是把天捅个窟窿，我都敢接。”对方终于满意地说：“那行，那我这一两天就去找你。”

两天后，李树亭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自称有个“天大的案子”的中年妇女，她就是张焕枝。陪着张焕枝的还有两位男士，一位是她的女婿，另一位是某报社记者。经人介绍，张焕枝找到了李树亭律师。当时，李树亭刚成功代理了两起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

听完张焕枝的陈述，李树亭感觉到“这个案子确实非常重大”，并提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如果聂树斌是冤枉的话，必须得通过再审程序撤销原来的判决和裁定;第二，可以提起国家赔偿;第三，他们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张焕枝和李树亭都没想到，申诉的道路这么艰难：最初的两年时间里，他们的申诉一直没有被受理，原因仅是因为张焕枝不能提供当年判处聂树斌死刑的依据，也就是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而聂家人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判决书。李树亭律师认为他们走进了一个怪圈：“就是法院一方面要求聂树斌的父母把这个判决书拿来，作为受理申诉的依据;另一方面，法院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给过聂树斌的亲属。”

没有判决书，张焕枝和李树亭想到了受害人康兰的家人。在当年的法律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判决书一定要给被告人亲属，但肯定是要给受害人亲属的。康家应该有这两份重要的文书。

一天晚上，在一个熟人的带领下，张焕枝和李树亭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个“仇家”第一次见面。来者的目的竟然是要洗清杀害自己女儿“凶手”的罪名，康老汉断然拒绝了张焕枝想复印判决书的请求。“你有没有判决书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老汉态度很坚定。

康家人的态度，张焕枝和李律师早有心理准备，也非常理解。但康家是唯一的希望，李树亭决定揽下到康家讨要判决书的任务。此后，他去了康家几次，都被康老汉骂了出来。“骂归骂，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得不到这个东西，这个案子就一直停滞在这个地方。”康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李树亭站在门外跟康老汉说，如果案件查清，不仅对聂树斌是一个公正的待遇，对康老汉九泉之下的女儿也是一种告慰。但康老汉并不为之所动。

法院堵死了申诉的道路，要想有进展，必须求助于康家人。为了达到目的，李树亭改变了策略，以后再去康家，他只字不提判决书的事，只是陪康老汉聊天，或者解答老人遇到的法律问题。当年，因为有律师和媒体将玉米地案中康老汉女儿的名字直接刊登了出来，康老汉正在告那位律师和几家报社侵权。康老汉没有请律师，李树亭主动承担了法律顾问的角色。渐渐地，李树亭取得了康父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2007年4月的一天，李树亭再次“顺道路过”康老汉家。刚进屋，他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两份材料。还没等他开口，康老汉就把材料给了他，竟然是聂树斌案两审判决的复印件。李树亭心中惊喜。康老汉主动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此后有报道说，2007年4月，张焕枝收到了一份快递，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的判决书。其实，这是李树亭放的“烟雾弹”。后来他说，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也为了让康老汉不承受那么多的思想压力。

拿到了两审判决书的复印件，李树亭欣喜若狂。从康老汉家出来，他一口气跑下七层楼，找到一家复印店，一下子将判决书复印了20份。李树亭律师再次将重新梳理的申诉书提交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此时，距离最初的申诉已经过去了两年。

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回函，案子移交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直到2014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聂树斌案，聂树斌案的申诉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时光匆匆，年复一年，转眼又过去了七个春秋，张焕枝老两口已步入古稀之年。

2014年除夕夜，鞭炮声此起彼伏，下聂庄村沉浸在一片欢庆中。然而，张焕枝家却没有一点儿喜庆的气氛。自1995年儿子被执行死刑后，他们家就没再贴过春联，也没有放过鞭炮。女儿在婆婆家过年，家中只有他们两位年迈的老人。一碗炒土豆丝、一碗花生米、一碗地瓜粥、两块发糕，就是老两口的年夜饭。每逢佳节倍思亲，想起死去的儿子和艰难的申诉之路，张焕枝声泪俱下地哭诉道：“(你们)一个月就把我儿子枪毙了!九年却查不清一个案件?从我心里就是接受不了。我70岁的人了，你还再叫我等几年?”

5

审判

按理说，嫌疑人主动交代罪行本应当是司法机关求之不得的事，但王书金的交代却像“捅了一个马蜂窝”。尽管王书金说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但检方对他的起诉中并不包括这起案件。2007年3月12日，法院一审对王书金的另外几起案件做出判决，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王书金不服，提起上诉。

在上诉案庭审中，王书金向法庭陈诉了主要的上诉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但没有体现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二，其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故意杀人犯罪是其所为的行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属于重大立功，是错误的。

2005年，王书金被抓获时，虽然看起来他很强壮，但黑瘦、邋遢。经历多年的看守所生活后，王书金反而变得白胖起来，精神也好了很多。在看守所里，王书金听说聂树斌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被枪毙了。他觉得，自己好歹是条汉子，不能让别人替自己背黑锅。

结果，在王书金上诉案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和辩护人的角色完全逆转，公诉人在庭上举出一系列证据想证明康兰不是被王书金杀害的，而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却又极力举证王书金就是杀害康兰的凶手。“这个好像是作为辩护律师来讲呢，是干的公诉人的活;那么，出庭检察员呢，却干了辩护律师的工作。”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庭审中，检方公诉人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书金供述其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凶手，但他的供述有多个疑点。其一是关于被害人的尸体特征，被害人尸体脖颈部缠绕一件花衬衣，花衬衣是被倒伏的玉米遮盖着，花衬衣应该是勒死受害人的工具。但王书金从未提起过花衬衣，也始终想不起来。公诉人指出，花衬衣是该案一个隐蔽性的关键证据。如果王书金是杀害康兰的凶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关键证据。但朱爱民辩称，如果花衬衣来自于现场，在当时尸体高度腐败的情况下，应该有受害人尸体的附着物，衣服上也会满是污渍。但警方并没有提供实物，也没有相关的检材提取。同时，朱爱民认为，卷宗中受害人尸体勘验的照片全是黑白的，而且都是在现场玉米地里拍摄的，唯独检方提供的这张花衬衣的照片是在水泥地上拍的，而且还是彩色的图片。朱爱民对这个证据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公诉人提出的第二个疑点是，王书金供述是先掐被害人的脖子，然后双脚腾空跳起来踩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如果被害人是被跺死，那么，尸体不可能没有骨折。康兰的尸体检验结果是窒息死亡，且全身未发现骨折。对于检方的这个质疑，朱爱民认为当年公安机关的尸体检验过程并没有解剖程序，难以准确说明受害人是否骨折。

公诉人提出的第三个疑点是，王书金供述作案时间是在下午2时左右，但受害人的同事在接受调查时反映，受害人是在下午5时后失踪的。所以，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时间不符。对此，朱爱民认为，受害人几个同事的描述说法不一，也难以确定具体时间。

公诉人提出的第四个疑点是，王书金供述受害人跟他的身高差不多，比他稍矮。而经测量，受害人尸体的长度是1.52米，王书金的身高是1.72米，两者相差悬殊，王书金的供述与事实不符。对此，朱爱民认为，检方以已经腐烂的尸高认定受害人的身高，难免会有误差。

朱爱民说，警方在发现受害人的尸体后及时封锁了现场，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尸体的康兰的工友们外，没有人了解现场的情况。即使后来侦查员找到王书金了解情况，也不可能告诉他一些细节问题。案发几天后，王书金就随工程队搬到了石家庄的另外一个地方。此后不久，王书金辗转到了河南。因为王书金几乎没上过学，也没有看报纸和电视的习惯，因此，朱爱民认为，王书金在刚被抓的第一时间就直接供述了石家庄的这起案件，且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是在没有外界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做出的，并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王书金将聂树斌的案子往自己身上揽，以拖延他被判决死刑的执行时间。

经过三次开庭审理，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书金上诉案做出二审裁定。裁定认为，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事实认定上，王书金所供述作案的具体时间、手段、被害人的身高等情节与现场勘察笔录及照片、尸体检验报告等不一致，不能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系王书金所为的证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第三季：迟来21年的无罪判决

1

聂树斌案的最后一棒，她稳稳走完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每年的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2014年12月4日，恰逢我国首个宪法日。就在这一天，聂树斌的家人看到了曙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聂树斌案。

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焕枝的两位代理律师查阅并复印了包括聂树斌和王书金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河北省公安厅的复查卷等在内的一百多本卷宗。这是张焕枝申诉9年多来，她的代理律师首次看到卷宗。“我觉得做到这一点，不仅是点一个赞，而是点一百个赞，因为现在许多律师，尤其接触这种申诉案件的律师往往想阅卷而不得。”说这话时，李树亭律师的眼神里透露着惊喜和激动。也正是在这些卷宗里，李律师发现了聂树斌案的诸多疑点，聂树斌案开始发生转折，申诉有了重大推进。

最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半的复查认定，原审判决缺少能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作案时间、作案工具、死亡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这次异地复查，最终成为聂树斌案的关键转折。

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决定依法提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张焕枝家。已经70多岁的张焕枝、聂学生看到了新的希望。张焕枝说：“我特别高兴。咱们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家领导加大力度在司法这一块一定要改革，确实体现到我身上了，也体现到我儿子的身上了。”

2016年12月2日，在第三个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公开宣判认为，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据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随着法槌落下，站在申诉人席上的张焕枝徐徐坐下，热泪夺眶而出……11年前，61岁的张焕枝走上了为儿子申诉的道路。如今，历经11年风霜，张焕枝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终于用自己的坚定信念为儿子洗刷了冤屈、讨回了清白。“我觉得值，我觉得值。”张焕枝目光笃定，这几个字她强调了两遍。

2016年12月14日下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在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辜光伟、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的陪同下，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聂树斌一案的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各项费用合计1391万余元。

2017年3月28日， 73岁的张焕枝接到了国家赔偿决定书。与年前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时的号啕大哭不同，张焕枝“很平静”。这是聂树斌案的最后一棒，她稳稳地走完。与张焕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师李树亭，10年前接这个案子时还满头黑发，10年后，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张焕枝表示，对赔偿决定书中的内容无异议，不会申诉。

2

“该做的做了，该忘的忘掉它”

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后，张焕枝和聂学生商量着拆掉了20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给家里起了新屋，今年8月底刚完工。

新房子里，关于聂树斌的东西，只剩下一张老式蓝色铁床。张焕枝把它摆在自己房间隔壁一间屋里。床上的铺盖她都认真地拆洗过了，干干净净的，“也算是给他有个房间”。

过去的申诉材料和两大本记录这些年经历的本子，盖房时张焕枝把它们收拾出来，摞起来有1米高。张焕枝想过把它们都扔掉。但她转念一想，这是这么多年奔波的纪念，不能扔。她把它们包好，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不想不看就不难受了”。

如今，儿子已被宣告无罪，张焕枝再也不看别人的脸色了，还和以前一样精神，短发，身子微胖，腰杆挺得很直。聂案改判后，代理律师李树亭去过几趟聂家，与聂家人交谈的话题不再在案子上打转了，而是更关心房子盖得怎么样、两位老人的身体如何。有时候看到张焕枝开怀大笑，李树亭心想，她已经从过去的悲哀和阴影里走出来了。

房子重新盖了后，比以前亮堂了很多。堂屋里只摆了两张木制沙发和一张茶几，空荡荡的，说话甚至有回声。现在，除了去地里干活，大部分时光，张焕枝都在这个半亩大的院子里度过——吃饭、睡觉、嗑瓜子、看电视、做家务。

“心情比以前轻松多了。”坐在沙发上的张焕枝表情平静。窗外下着大雨，天气转凉，她的风湿病又犯了。她不得不用手摩挲着膝盖。面前的茶几一角，放着三盒降压药。

女儿聂淑慧和女婿张聚军是张焕枝和老伴儿唯一的依靠了。他们住在离下聂庄十多公里外的石家庄市区，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抽时间来看看二老。张聚军曾多年跟着张焕枝到处奔波。他发现，案子了结后，二老的心情比以前好了很多。他知道他们不是真的高兴，但也没办法，他只能抽空多陪陪他们，“妈要强，没了儿子，哪能不难过呢”。

“该做的做了，该忘的忘掉它。”张焕枝说。前些日子，她又梦到了聂树斌——

一天晚饭后，张焕枝在院子里洗碗。聂树斌从大门口跑进来。他还是21岁时的模样和声音，穿一身蓝衣服，但个子矮了，也瘦了。绕着院子看了一圈，他说：“妈，这房子盖得真好。”说完，他就消失在村南边的松树林里了……

“树斌、树斌……”睡梦中的张焕枝急切地喊着儿子的名字。醒后，她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

“儿子没有出事时，我是一个很平常的农村妇女，就会干活、吃饭、整理家务，一步步看孩子怎么长大，不知道什么叫大喜大悲。”几年前，张焕枝接受采访时说。如今，生活回到原点，她却变了。

“这十多年，张焕枝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变成了懂得法言法语的老太太。”李树亭说。她随口就能说出“法官办案终身责任制”“司法改革”等专业词汇。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只读到初一的张焕枝，掌握的法律知识都不亚于法学专业的低年级学生啦”。张焕枝说，这都是跟律师学的。

现在，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人来找张焕枝反映案情。她能很快听懂对方说的事情并给出建议。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相信法律”。

前段日子，十九大开幕，张焕枝和老伴儿早早地吃完早饭，守在卧室的32寸电视机前，等着看特别报道，一口气看到中午吃饭时间。张焕枝最关注农业方面的政策。她印象最深的是，十九大报告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此外，她还记住了“现代化强国”“强军兴军”“一带一路”等词汇。

对于未来，张焕枝老两口没什么规划，只想过几年平静日子。至于痛，她只能安慰自己，表示时间长了就好了，痛苦总要过去。她说，现在她终于可以当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了。(部分资料来源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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